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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振鹤:中国政区为何总在变(图)

发布日期:2019-05-30 05:28 来源:行政区域 浏览次数:131 字体:[ ]

  北京晨报:对普通读者来说,“历史政治地理”这个词有点陌生,似乎国内相关著作不多。

  周振鹤:我这本书确实比较小众,一般来说,在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方面,有两种学问:一是政治地理学,主要研究国家的领土疆界、首都、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,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,为国家的政治决策、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依据。这是拉采尔在1897年首次提出来的,距今100多年。简言之,就是从政治角度看地理变化。

  一是地理政治学,是从地理的角度去看政治,又叫地缘政治学,后被豪斯霍费尔发展为“生存空间说”,成了纳粹德国对外扩张的借口,所以“二战”后一度衰落。这是因为它走向了极端,真理迈出一步,就可能成为谬误,但“冷战”结束后,地理政治学又受到了一定的关注。

  如今国内谈地缘政治学的人很多,但懂的人很少。在西方,新世纪之交时出过很多书籍,但基本未引入到国内,政治地理学的专业书也如此,国内很难找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译过一本教材。

  北京晨报:您主编的十三卷巨著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》今年会最终完成吗?为何又想起去写这本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》?

  周振鹤:最终完成要明年了,这套书属于技术史学,将历代行政区域变迁的情况尽可能复原出来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,会有不足,将来再不断改进吧。

  这套书终于要做完了,但有点不满足,因为它没有回应更多的问题,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政区变迁?政区变迁的道理在哪里?对疆域变化、海权认识等,如何进行历史分析?能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这些变迁?我写这本书,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,属于诠释史学,主要面向专业读者。

  政区变迁的背后,自有其规律,比如秦代政区划分基本是依据地理环境而定,各政区边界与山川走势基本相合,可到了西汉,为压缩诸侯,多封众建,政区边界与地理环境的偏离就非常大。

  北京晨报:说到了解地理变迁才能正确认识历史,我有一个疑问:在春秋战国,函谷关被认为是天险,甚至用“一丸泥”就可以塞住,为什么后来关中却屡屡被突破?

  周振鹤:秦统一天下前,只有关中,这个通道很重要;统一天下后,这个关便没那么重要了。到了汉代,关梁基本被拆开,以利货物运输,虽然潼关很坚固,但比其他关隘也只是略强,说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,是冷兵器时代的神话,楚汉相争时,刘邦带的兵不多,也从那里打进了关中,并非不可跨越。

  周振鹤: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,政府主导因素显著,政治区划往往也是经济区划,这在今天也不难找到例子。比如从上海坐地铁能到江苏昆山,可出了上海市界,公交卡就不能通用了。我们的经济受行政区划影响很大,如果单从地理特点发展经济,建一个大工厂,重点考虑的是运输、供电、成本、煤炭等的方便,可我们有时恰好相反,所以不能只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问题。

  周振鹤:美国这么多年来,50个州的州界基本没动过,定完也就完了。而我们的变动比较大,大处看,近几十年增加了海南省、重庆直辖市;细节上,县一级年年都在变,行政区划手册总有调整。

  为什么要调整?因为行政区划常落后于经济发展,经济会自动形成中心、网络,与人为规定产生矛盾。

  比如清末时,乌镇经济已很繁荣,与一水之隔的青镇经济彼此紧密关联,本应一体,可它们分属不同县、不同府,怎么争取,就是并不过来。

  再比如“上海经济区”,曾引起广泛关注,因为能把长江南北经济结合起来,可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都想加入其中,几乎成了华东区,由于无法脱离行政区划的框架,只好无疾而终。

  周振鹤:初期有正面作用,在GDP考量的压力下,各行政区竞相发展经济。可渡过这个阶段后,又会成为制约因素。因为划块而治,产业同构严重,一家盈利,众人模仿。“大炼钢铁”时,目标不过是一千多万吨,要求“头可断,血可流”,如今我国年产钢已达2亿吨,钢材价格持续下跌,有点得不偿失。这种发展,仍然是粗放型发展。

  经济发展,必然要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,你说苹果算哪个市、哪个州的?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。一家工厂,如果一半车间在苏州,一半车间在上海,人们完全忘掉了中间的那条线,这才是真正的以市场为中心。

  我觉得,要真正抓住看不见的手,而不是总抓住看得见的手。不过,还是一步步来吧。

  周振鹤:这不奇怪,在传统社会中,农业经济为主,就像马克思所说,人们的生活就像袋子里的马铃薯,每个马铃薯之间没有关系。所以,需要通过政区将大家集中起来,小农经济是分散的,越是小农经济,越容易出现集权的情况,比如当年的法国、波兰等。

  比如汉代吸取了秦代的教训,从中央到地方是二级制,每个郡都很小,分化了反对的力量,可黄巾起义爆发后,各郡实力不足,难以弹压,只好合郡为州,结果各州实力增强了,尾大不掉,纷纷割据。唐代吸取了这个教训,虽然分道,但不设行政机构,仅仅负责监察,宋代也是二级管理,可400多个州、1000多个县,皇帝管不过来,只好设路,近似于后来的省,为了不让它成为行政区,便将职权分下去,没有省政府,但副作用是事权不统一。

  总之,一代代都在完善,到清代,一切权力都由皇帝垄断,像雍正那样,以一人治天下,出门就是军机处,13年不出京城,甚至连例行的赴东北祭祖都没去过,这么搞,也就只好累死了。

  北京晨报:今天网友们特别热衷于讨论“迁都”的话题,从政区地理的角度看,您是否同意?

  周振鹤:我不同意。城市人口集中,机会就更多;但过分集中,也会带来压力。从历朝情况看,首都人口必然会多,但过去是如何化解掉压力的呢?因为过去首都只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,不像后来,什么中心都往首都放,首都为什么还要做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出版中心、航空中心之类呢?

  上海曾是中国的金融中心,可现在全国几乎所有大银行的总行都放在北京,因为财政部等一开会,大家随时能去,如果在上海,老总还要天天赶飞机,实在太辛苦了。幸亏北京不靠海,否则的话,恐怕还要成为航运中心。

  美国首都是华盛顿,经济中心是纽约,德国首都是柏林,航运中心是法兰克福。把一些中心分出来,才能减少压力,否则天天堵车,北京也不会愉快。

  周振鹤:提这种意见的网友缺乏专业背景与历史基础,出于好玩的心态,便在地图上随便画,其实只要念念相关的书,画起来就会有根据得多,可不论怎么画,如果还是行政区、经济区不分,也都是无关痛痒。

  北京晨报:政区地理给我们看问题的新视角,但它太专业了,普通读者该如何进入?

  周振鹤:恐怕很难。学习历史政治地理很艰苦,我带的研究生几乎天天泡在资料室,因为要懂经济学、政治学、边疆史、民族史等。有的学生本科学的是新闻系,来我这里都说原来的功课太轻松了。

  普通历史读者恐怕还是更喜欢读故事,比如《明朝那些事》之类,大家看多了,还出了好多“明粉”,其实明朝能好到哪里?嘉靖、万历几十年不理朝政,只是由于皇权控制弱了,诸事不定于一尊,商品经济、文化有了繁荣的机会。也许朱元璋早料到了这个局面,所以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,就算皇帝昏庸,制度也还能自动平稳运行。

 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擅长政区地理、文化地理、地方制度史、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、语言接触史的研究。